医疗新基建两年：一场围绕“看病难”的改革

上海疫情爆发以来，我的一位朋友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因为她的母亲罹患肿瘤，一直在上海看病。存药有一些，但也是吃一天少一天。她真担心，哪天药吃完了，小区还没有解封，该如何是好。

像这位妈妈一样，在上海治疗重大疾病的人很多，这次疫情中，这些人经历了诸多考验，在此不作赘述。但这个现象却令人不得不想深一步，为什么一旦得了重病，人们总会想去大城市、大医院就诊治疗？这背后的原因恐怕是中国医疗资源供给不充分，不均衡，也不够高效。没有谁愿意离乡背井，更何况一位病人。

201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定义过中国基础设施的短板，其中就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基础设施。次年4月20日，医疗新基建大幕拉起，至今恰好两年时间。
客观来说，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大了政府层面对于投入医疗新基建的决心，也加速了这块新基建的进程。就在当年5月，《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正式颁布，相关的建设方向被确定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县级医院救治能力、健全完善城市传染病救治网络、改造升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对应疾控、县级、市级、省级四个方面，提升相关医疗设备配置。

过去两年里，中央财政对于公共卫生的投入非常坚决。2020年至2022年，中央财政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助资金保持8%左右增长，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助资金则呈现加速提升趋势，尤其是2022年剔除新冠疫情资金补助，仍有26.3%的增长（按提前下达资金占比62%计算）。

同时，因为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以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为补充的，所以，本轮医疗新基建以公立医院的改扩建为核心。

身处中心城市的居民，只要细心一点就能看到，路边正在大拆大建的工地，很多都不是房地产项目，而是医院。在全国范围内，2020-2021年，立项医院分别为425、612项，同比分别增长73%、44%，而截至2022年3月8日，2022年立项医院数量达109个，根据预测，全年可达500个。

当然，医院的建设不仅盖楼那么简单，楼内还需匹配和安装大量医疗设备。所以，与医疗新基建同步的是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根据迈瑞医疗2021年年报，仅就该公司可及市场而言，医疗新基建的市场空间就达到了200亿元。

但是，需要清醒的认识到的是，任何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仅以盖高级医院为目标，那么医疗新基建就与其他的传统基建区别不大，是拉动GDP增长的一个抓手。

事实上，这次疫情给人们最大的启发恐怕是，无论是微观个体，还是整个社会，健康都是触发0/1的按钮。所以，我们不妨将医疗新基建理解为新医改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实现普惠医疗的大目标下，新医改的核心是要解决普通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前者正在通过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来逐步改善，而后者恐怕就要通过医疗服务设施的供给侧改革来实现。

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不是供给，而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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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曾表述过一个观点：“这次新冠疫情给各级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至3000亿元，把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善莫大焉。”

所以，“财神跟着瘟神走”了，本轮医疗新基建中，重点是感染病科室与公共卫生系统。

但是不久前，《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了一件事。

河南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综合ICU拿到了4000万元的资金，用于备战疫情，其中除了口罩、呼吸机、消毒液等物资，还有一种叫ECMO的设备，即（体外膜肺氧合，又被译为叶克膜），这是急危重症抢救的“终极武器”，以往拥有ECMO的医院并不多，一般只是GDP总量排名前十的省医院。但这次疫情，让公众对这种价格贵、风险高的医疗设备熟知。

现在，在多个省份，购置ECMO似乎成了很多医院的标配。以至于目前中国的ECMO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按照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ECMO本身是一项很难的技术，应该集中在个别机构使用，而不是遍地开花，否则不利于技术人员的训练、成熟。如果一个地方ECMO使用病例太少，救治成功率就很低。

ECMO的配置，不一定能够反应出本轮医疗新基建的问题，至少它能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如何在医疗新基建中，规避此前在其他基建领域大干快上的惯性。尽管疫情还没有结束，围绕公共卫生防控救治的医疗资源确实还有缺口，但总该拉长时间来看这场大建设。

就目前而言，各地的医疗新基建都显现出了明显的备战特征，例如北京就明确，将对市属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改扩建或新建，到2021年底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发热、呼吸、肠道门诊设置均应符合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要求，具备为发热病人及时开展传染病筛查的能力。2020年11月底前完成安贞医院、宣武医院等6家医院6个院区改造以及友谊医院、朝阳医院等9家医院11个院区建设。到2022年全市负压病房增至700间，新建、改扩建二级以上综合性公立医院须按照建设标准配备一定数量的负压病房。

在疫情笼罩的当下，大规模的布局显得及时且非常有必要，目前动态清零政策之所以不能动摇，根本原因还是担心一旦放开，病例激增，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所以在精准防控政策期间内，加紧建设相应的医疗资源，也可为下一步放开提供充分的准备。

但同时需要考虑到的是，疫情终将结束，如果今天采取了平疫结合的建设策略，就能为将来避免一次巨大的浪费，毕竟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投入到医疗服务产业，平疫结合，也可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争取更多的空间。

前鉴不远，当年SARS过后，各地对传染病医院都进行了大规模投入。但几年前，由于一年收不上几个病人且每年花费上亿成本，内蒙古专门建立的传染病公共卫生中心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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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射洪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户籍人口98万，分布在近1,500平方公里土地上。过去由于医疗技术落后与人员缺失，射洪乡镇的卫生院与门诊只能做一般性检查，患者身体不适只能搭车到县中心的医院就医。

这种各级医疗机构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正是此前新医改主要推动的方向之一——将资源尽量向基层倾斜，控制三甲医院和三级医院的规模。

然而，在疫情背景下诞生的医疗新基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改革轨道。2021年6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构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体系，打造国家级和省级高水平医院。

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在过去两年里，大量扩容，仅西部二线城市西安，自2020年开始，便在集中建设13个大型三甲医院。

同样是2021年，“千县工程”方案出台。根据方案，到2025年，全国至少1000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水平。

在这样的医疗资源配置下，为了要让普惠医疗能够惠及乡里，就需要发挥区域医疗中心、医联体的作用。例如在射洪市，市医学检验中心与各级医疗机构连接在一起。每天两班血液转运车将分布在21个乡镇的1,000余家医疗机构的血液样本转送至射洪市区域医学检验中心集中检验。居民能够在家门口完成疾病的检验。

但样本数量和检验种类的日趋增长，新的挑战又出现了。2021年，迈瑞医疗协助射洪市区域医学检验中心搭建了实验室智能化流水线M6000，该流水线因为精准化的检验与智能化的调度，能够在减少工作人员、不延长工作时长的情况下完成全部检验任务。同时，因为独具的四大学科整合、三轨运输、异常样本特殊处理等产品优势，它解决了长久困扰射洪市人民医院的问题，让检验过程更加高效、安全，让居民真正享有足不出户的三级综合医院优质医疗服务。

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又不仅服务机构和设备的不平衡，其实比基础设施更难解决的是人。

知乎上有个帖子，详细阐述了协和医科大和南方医科大毕业生都去哪了。其中，协和医科大2010级79名毕业生中，53名留在了北京，6名去了上海和国外，剩下的绝大多数也都在发达省份。同时，留在国内的学生中，除了3名转行，所有人都进了三甲医院。

比协和医科大排名稍后的南方医科大，就业情况也差不多，2018届八年制毕业生91人中，就业地点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比例为76.9%。就业地点在北上广深杭的比例为57.2%。除3位转行不做医生的同学外，剩下的同学全部在三甲医院就职。

正是因为人才的虹吸效应，导致了专家资源通常都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这也是为什么重病患者更愿意到大城市就医的根本原因。

看起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无论政策怎么引导，最终做决策的还是微观个体。好在，在技术革新的当下，依托于互联网，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跨地区的医联体都成为了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中小城市、甚至是县乡医院，人才跟不上的问题。

例如在西藏东南部的察隅县，这是中国的边境县之一。当地平均海拔超过2,800米，山高谷深，道路险阻，医疗资源缺乏，民众看病就医非常不便。近年来，在迈瑞医疗的技术协力下，深圳援藏工作组开展精准医疗扶贫工作，将察隅和深圳的优质医疗资源连接起来。

在这条跨越3,000公里的医疗天路上，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与察隅县人民医院建立10余个对接点。通过“瑞影云++”平台，宝安人民医院的医生看到3000公里外超声检查的实时动态，包括操作手法、图像、音视频等，指导察隅县的医生完成操作、诊断、出具报告，给西藏的老百姓会诊。

截至2021年8月，基于“瑞影云++”，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已成功开展互联约5万次，超声影像实时会诊病例超2千人次。在远程医疗技术的帮助下，像察隅县人民医院这样的偏远基层医院，也可以实现和大医院基本同质化的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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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县级医院并不是我国医疗体系的最末端。而要实现普惠医疗，却需要打通最末端，在更基层提供高效医疗保障。

所以，作为医改内容之一，中国自2009年启动实施全民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免疫接种、传染病报告等内容，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

此外，为了生命保障，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在基层医疗机构之外，提供一些必须的医疗支持。例如在公共场所广泛安装AED。AED即自动体外除颤器，这是一种便携式、易于操作，专为现场急救设计的急救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

几天前，在北京环球影城，一位游客在游玩霸天虎过山车时突发心脏病身故，园方在说明中特意强调，在急救过程中，已使用心肺复苏、AED等急救措施。

但就目前而言，并不是很多地方都像环球影城一样，安装有AED。客观来说，我国AED的配装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公开数据显示，日本平均每10万人配置AED数量为555台，美国为317台，澳大利亚44.5台，英国25.6台，德国17.6台。而中国每10万人配置AED数量仅为0.2台。

所以，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注重AED的配置工作，例如深圳，目前的AED配置水平已经达到了每10万人17.5台，但众所周知，中国还有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它们怎么办呢？

近年来，作为中国第一款双相波除颤仪生产商，迈瑞医疗尝试以捐赠的方式，去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AED配置水平，该公司先后于2017年和2021年，向安徽宿州和广西省，各捐赠了100台AED。

当然，医疗服务的末端建设，不可能靠企业的帮扶来完成。好在，我们能看到，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一块的完善。

在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增加了AED相应规定，包括加大配置投入，以及在公共场所合理投放配置。今年2月9日，国家卫健委在相关答复中表示，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分阶段在具备条件的省际港口客运站，试点配备布设医务室或红十字救护站、AED等医疗急救设备。

这几年，我们时常听到一些不幸发生，例如演员高以翔在录制节目过程中，心脏病突发，因现场没有AED，错过了急救最佳时机而逝世。不久前，上海一居民哮喘病发作，家庭成员向救护车请借除颤仪遭拒，随后不幸离世。大概率，该居民所在社区没有AED设备。

由此可见，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建设，是这场新基建最不能遗忘的角落。当改革的血液充盈到社会的毛细管，相信这样的悲剧会越来越少。

来源：最话

编辑：玛 雅

审核：治 鑫

通联：吴 静